劉明和陳逸松在二二八的惡行

二二八慘案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國國民黨的黨軍(名為國民革命軍,簡稱國軍)在1947年3月8日夜晚開始登陸台灣,立即展開對台灣人民無差別的殺戮,血流成河。3月22日立即趕到台灣調查的國民黨監察委員何漢文就把這個事件定調為「大屠殺」。第二部分是對台灣菁英展開大規模的逮捕及謀殺。何漢文也指出「黨、政、軍、憲、警聯合實行全面大搜捕,加以秘密殺害,這樣被殺害的人民當不下千數。」1 國民黨排在第一,意即國民黨主導這些逮捕及殺害。二二八慘案中,國民黨一共殺害將近2萬8千台灣人。

關於第二部分,中國軍隊及特務人員剛從中國來,不懂台語、不熟悉台灣的地址及誰是台灣的菁英,必須倚靠半山及本地台灣人的協助。本報告主要引用許多史實,研討劉明和陳逸松兩位本地台灣人在二二八時節,如何幫助國民黨迫害台灣菁英。

終戰前的劉明

劉明原名劉傳明,1902年生,是嘉義縣人。1926年劉明在日本東京讀藏前工業高等學校時,就嚮往中國,加入中國國民黨東京支部,是日治時代少有的本土台灣人加入國民黨。1927年4月18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在南京另成立國民政府,清除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與武漢的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史稱「寧漢分裂」。到7月雙方同意合流,而迫使蔣介石在8月13日下野。9月28日蔣介石攜同家人來日本旅遊42天,也尋求日本政府的支持。見到了田中義一總理,但他無意干涉中國內政。2 在京都帝大的中國留學生雷震欲組織留日學生擔任蔣介石的警衛工作,由於人手不足,請求京都帝大的台灣學生劉傳來支持。劉傳來介紹擅長群眾運動的弟弟劉明承擔。劉明自小好打抱不平,果然不負所望,「振臂一呼、四方響應」,他們曾在日本東京西巢鴨阻止中國左派學生企圖包圍蔣介石的行動。3 一個算是日本人的劉明,竟然參加中國國民黨,更出面保護中國的軍閥將領。

1928年劉明回到台灣,他的哥哥幫助他向基隆顏家承租台陽礦區開採金礦。他應用所學的化學知識,以氰酸鉀精煉冶金,終於讓他的「振山實業社」賺大錢,開始發跡,也擴展至煤礦,擁有大批房地產。劉明豪爽好客,結識陳逢源、陳逸松、郭雨新、楊逵等知名人士,大家經常一起討論時事。劉明的女兒劉心心也描述:「在戰爭之前的日本時代,父親似乎也常進出日本總督府,接受官方許多意見諮詢。戰後回到日本、最後甚至成為內閣官房長官的塩見俊二,在他的著書裡也曾提到父親與自己維持良好關係,並向父親詢問戰後處置日本人事務的相關意見。」4 顯然劉明已想法巴結殖民當局—台灣總督府。

終戰前的陳逸松

陳逸松是宜蘭人,生於1907年,比劉明少五歲。1928年,陳逸松進入東京帝大以後,參加進步學生組織「東大新人會」,成為該會唯一的台灣人會員,也懷抱社會主義的理想,與左翼份子多所往返。 同年,為協助日共井之口政雄,被日警拘留三十天;翌年,為掩護台共蘇新回台,被監禁四十天, 雖屢遭酷刑,遍體鱗傷,而不改其初衷。有趣的是,同時期在日本留學,陳逸松走左派社會主義的路線,這也是當年青年人的潮流,然而劉明卻支持右派的軍事統治者中國國民政府。

1931年陳逸松於東大畢業後,通過司法科高等考試,取得律師資格,在東京執業兩年。1933年回台北在大稻埕開設「陳逸松法律事務所」。1935年二次大戰還沒開始,他又到中國的廈門開設法律事務所。日本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有關日本人或台灣人的案件當地的律師不能承辦,必須聘請日本人或台灣人的律師才可。陳逸松代理很多福建的中國人來告日本人及台灣人,很得中國人的信賴。那年日本也開放台灣有始以來第一次的選舉,但不是一人一票的普選。陳逸松參加選舉,並且當選為台北市會最年輕的議員,年僅廿八歲。5

陳逸松不是一個有原則的人,竟然和日本軍方合作,「曾任台灣軍司令部和知鷹二情報部的囑託,兼任律師,素以挑撥離間為能事」。6 陳逸松是一個專搞「挑撥離間」的律師,實在令人失望。日文的囑託是正式雇用的代理人,代表他們來欺壓台灣人。陳逸松會知道軍方和情報部的很多內部資料,顯然他已充分展示對日本帝國的忠誠,也就贏得日本軍方和情報部非常大的信任。陳逸松竟然揚棄年輕時的社會主義熱忱與理想,轉成右派的打手。他周旋中日之間,但傾心大中國。

大戰後加入軍統局

在美國原子彈的震撼下,隔了六天,於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便宣佈無條件投降。劉明的大女兒劉心心也作證說:「從隔天開始,父親便展開行動。父親首先帶著我一起前往台北市。…台北市內像是蟬蛻變後剩下來的空殼,幾乎可以說是無人居住的街道吧。或許是因為市民都離開城內去避難,又或許是因為昨天的廣播讓大家不知道外面究竟會變成什麼狀況,全部的人皆屏息以待而留在家裡,我們穿越寂靜無聲的街道,抵達在太平町開業的陳逸松律師家中。東大畢業的陳律師和父親感情很好,談起話來也很投機。兩人到家中最裡面的房間內,很長一段時間地熱心談論著台灣的未來。」在此證明劉明和陳逸松意氣相投,經常長時間談論時事,而且在日本投降的隔天馬上聚集,討論如何應對變局、如何有所作為。

日本投降後,隨同第一批美軍在1945年9月1日抵達台灣的中國人員有:張士德、黃昭明及黃澄淵。張士德和黃昭明屬於軍統局戴笠的人馬,倚靠特務治國的國民黨立即派出軍統局來台灣發展組織。黃澄淵則為安排中國四大銀行在台設置、空軍地勤、無線電作業等工作而來。7 軍統局上校張士德在軍統局閩南站長陳達元少將的指示下,立即找上陳逸松,兩人在梅屋敷見面。為了掩護特務的活動,陳達元也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漳浦分團主任及福建支團幹事,和陳逸松同是祖籍福建省漳浦縣的宗親,算起來陳達元還是陳逸松的姪子,陳逸松以前在廈門開業時就已搭上陳達元,陳逸松也就為軍統局所吸收。軍統局派陳逸松監視還在台灣日本人的舉動及籌組台灣的三民主義青年團。這是國民黨的主要外圍團體,吸收台灣青年進入組織,各縣市設有分團,陳逸松就擔任台灣區三青團部主任。軍統局也馬上組織學生,成立「台灣學生聯盟」,於1945年9月30日召開成立大會,張士德、黃昭明、陳逸松、林茂生、謝娥等人都出席,也由軍統局黃昭明致詞。8 台大歷史系陳翠蓮教授也就認定:「戰後初期,陳逸松因此成為軍統在台展開接收準備與特務部署的起點。」9

既然陳逸松和劉明這麼要好,很可能引介劉明與軍統局的官員認識。曾任軍統局廈門站長的連謀中將為了發展組織,於1945年10月集結台北市的流氓和浪人,並於11月1日呈文陳儀成立「義勇糾察總隊」,號稱為了協助政府維持治安,由於符合陳儀在上海利用黑社會的經驗,而為陳儀所接受。連謀特派劉明擔任總隊長,軍統局少校黃昭明為副總隊長,經費由劉明的振山實業公司捐助,分為23區,共約500餘人。10 劉心心也證實說:「父親馬不停蹄的又前往台灣人居住地區的萬華。和一群遊手好閒的人裡面的帶頭者商量之後,決議讓他們來維護街上的治安。…父親不僅訂立好他們的酬勞,也幫全部的隊員做了制服。」軍統局急於發展組織,特給劉明組織黑道份子的重任,更唆使他出錢。「義勇糾察總隊」成立後不久,連謀即被派任為高雄市市長,劉明的責任就更為加重。這一群流氓和浪人為非作歹,市民多有怨言,後來不得不解散。陳翠蓮教授也結論說:「簡而言之,陳逸松與劉明在戰後之初,即被吸收進入軍統系。」11大戰後,軍統系能够快速在台灣發展組織,劉明與陳逸松確實貢獻不少。

由於劉明年輕時就已加入國民黨,更當軍統局的義勇糾察總隊長,人也豪放慷慨,在當年的台灣政商界非常吃得開。除了他自己的金礦、煤礦、房地產等事業外,也擁有很多頭銜:

台灣煤炭運銷合作社常務理事兼生產部長
中國工業協會台灣分會理事
台灣區煤礦業同業公會創立時期理事長
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前身台灣鑛業會評議員、理事
台灣省鑛業研究會理事
華南銀行常務董事
延平學院常務董事

陳逸松除了接受軍統局的命令,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也積極參與政治結社的活動。陳逸松與蘇新、王白淵、陳逢源、陳炘、王井泉等人組織「台灣政治經濟研究會」。蘇新乃是老台共, 陳逸松於1945年10月和蘇新出版「政經報」的政治性雜誌,陳逸松並擔任社長。 他也參與「政治研究會」,會長是林獻堂,其他成員有羅萬俥、杜聰明、洪火鍊、黃純青、劉明朝等人。二二八學者黃惠君更指出:「原來1946年初警備總部發動漢奸總檢舉,陳炘等仕紳遭逮捕,是陳逸松告密檢舉的」。12 這案件指控,大戰剛結束,多位台灣士紳向台灣總督安藤利吉請求協助台灣獨立,但遭到安藤利吉拒絕。於1946年3月21日,警備總部逮捕了台灣士紳辜振甫、林熊徵、林熊祥、許丙、陳炘、簡朗山、徐坤泉等三十多人。沒想到陳逸松會如此陷害人。

陳逸松很會奉承,1946年8月他參加「台灣光復致敬團」去南京向蔣介石感恩致敬,他們並捐贈政府五千萬法幣,而且特別飛到西安祭拜黃帝陵。9月陳逸松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這是當年最高的民意代表,可以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建議,儼然是一位台灣的政壇紅人。1947年2月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更親筆提名陳逸松等五人擔任台灣省工礦公司董事,陳逸松是該公司董監事中唯一台灣籍者,足見陳逸松是陳儀少數信任的台灣人之一。〔見圖一〕。

圖1. 陳儀於1947年2月5日親筆任命陳逸松等五人為台灣省工礦公司董事,在七個董監事中,只有陳逸松是台灣籍。

兩份文件透露劉明和陳逸松的身份與作為

關於劉明和陳逸松在二二八期間的所作所為,本報告先指出兩份重要文件,證明他們兩位的身份和工作,後續會加上其他證據做詳細的闡述。由於劉明和陳逸松兩人曾在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大肆活動,又是有錢的台灣人,就一再有人密告他們兩人。1948年5月更有人向南京保密局密告,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情報處長姚虎臣,也是保密局的人員,特在1948年7月15日寫了報告回覆,詳細說明這兩員在二二八的作為:「關於劉明參加叛亂一案,頃據陳達元同志電稱:略以該劉明與參政員陳逸松二人於3月4日應邀出助敉亂,經報秉獲陳長官兼總司令核准運用,並於3月6日奉陳兼總司令派為總部別働隊副司令有案。無日均與弟密取聯絡,並著日將工作情形彙交弟轉報長官。迨國軍登陸援救,該員復奉陳兼總司令手令,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白部長返京之日,陳長官且條派姚副官親到弟寓查取該員簡歷,荐充新任台省府委。所傳參加叛亂,確非事實等語。查該劉明於事變中,本處並無蒐獲該員參與叛亂,及煽惑學生罷課之情報,惟該員係由陳達元同志運用,曾深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活動,參加開會。但綏靖期中,逮捕奸犯暴徒,與審決逋緝事變禍首卅名名單時,各單位並無提供該員罪證,並於3月14日,本處曾派周秀奇同志會同該員前往台北縣文山區收繳散失民間武器,核與原報均有出入。」〔見圖二13〕。

第二份文件,1952年曾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在他的《帽簷述事》一書也批露:「警備總司令部(1947年3月9日上午)6時宣佈戒嚴,於是軍事佈署略定,特設別働隊,林頂立為隊長,劉明、李清波副之,陳逸松為參謀長,張克敏、高欽北、周達鵬為大隊長。」14

以上這兩份史料互相佐證,明確證明,劉明確實擔任別働隊副司令,亦即副隊長,而陳逸松在別働隊也有領導地位,不是副司令,就是參謀長,或者兩項都擔任過。不過, 警備總部情報處長姚虎臣屬於軍統局,而且是向南京軍統局總部的正式報告,因此本文採用此報告所用的頭銜。別働隊意即特別行動隊,軍統局設許多別働隊,專做暗殺、縱火、爆破、綁架、逮捕等各種恐怖活動。誰能料到劉明和陳逸松在二二八期間擔任軍統局別働隊副司令呢?

有人為了保護劉明和陳逸松的名譽而辯說,姚虎臣的信是情治單位的報告,不能採信,以及這是陳達元為他們脫罪而編的故事。線民的報告陷害人,確實有虛報的事情,不過姚虎臣的報告乃是褒獎他們、是軍統局台灣站正式向軍統局南京總部的回覆、詳細描述劉明和陳逸松在二二八的所作所為、與當年的史實相符、更不敢編陳儀授權派他們為別働隊副司令或白崇禧要他們的簡歷以資奬勵的故事,況且有不屬於軍統局的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的強力佐證。姚虎臣的報告當然可以採信。

圖2. 姚虎臣於1948年7月15日回報南京軍統局,揭露劉明和陳逸松兩位特務被「運用」進入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也被派任為別働隊副司令。

軍統局的二二八應變

軍統局的前身是特務組織藍衣社,由蔣介石和戴笠所領導。二次大戰期間改稱軍統局,直接隸屬於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由於惡名昭彰,在1946年8月改隸屬於國防部,換名為保密局,但實質不變,很多軍事、政府等機關仍然稱它為軍統局,兩名稱經常混用。

1947年2月2 7日的緝煙事件殺了一位台灣人,隔天群眾到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要求陳儀處理,結果衛兵開槍更殺了八、九人,以致引發台灣人起來抗暴。保密局台灣站長林頂立28日當天立即召集許德輝等十三位流氓和角頭開會。經陳儀之弟陳公銓引介,林頂立該晚立即率領六位代表晉見陳儀,陳儀當面准許創立「忠義服務隊」,並任命許德輝為總隊長。根據蘇新的記載,3月1日陳儀也「召集劉啓光、林頂立、陳達元等軍統頭子密議武力鎮壓。」15

3月2日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向中央社記者透露:「找可靠而有力量之台胞許德輝等,出來組織忠義服務隊,一面希冀分散不法行動之台胞力量,一面暗地協助政府推進工作。」16 許德輝在終戰前就已經是軍統局閩南站的成員,來台灣潛入黑社會,為軍統局招募人員,曾參加劉明的義勇糾察隊,也滲入「政治建設協會」,因此被軍統局安排擔任忠義服務隊的總隊長。在這裡柯遠芬竟然明說,警備總部將利用忠義服務隊來分化台灣人的力量。

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在他的《帽簷述事》一書紀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組(3月3日)下午4時在台北市警察局召開台北市治安委員會,到委員黃朝生、陳春金、王火定、陳海沙、陳屋、林水田、周百鍊、游彌堅(台北市長)、陳松堅(台北市警察局長)及民眾、學生代表許德輝、劉明等。」17 會中決議,為恢復台北市治安起見,組織台北市臨時治安委員會,並成立「忠義服務隊」負責執行,由許德輝擔任忠義服務隊總隊長兼處委會治安組組長,台北商校學生廖德雄擔任副總隊長。可見,領導流氓和角頭的許德輝竟然號稱為民眾代表,而設立延平學院的劉明則代表學生,但兩人都是軍統局的人員,顯然忠義服務隊乃由軍統局所掌控。許德輝集合流氓和角頭約250名,主要幹部並經陳儀同意配發手槍17把,很可能這些是可以信賴的軍統局人員。

劉明也承認,事變發生後,台北市警察局長陳松堅拜託他動員延平學院及開南商工學生,守護各派出所。在劉明、蔣渭川等人的動員下,包括台灣大學、延平學院、師範學院,以及台灣商工學校、成功中學、建國中學等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共約1,200名。18「3月2日許德輝告知蔣渭川,劉明數次鼓舞許出來活動;青年林正亨要求蔣渭川出面武力抗爭、號召群眾打倒陳儀,並指劉明已贊成此主張。…劉明主動參加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開會,激勵青年積極奮鬥,且聲明願意支付所需資金」。19 可見劉明不祗組織青年學生,更煽動他們,居心叵測。

許德輝呈軍統局副局長毛人鳳的《台灣二二八事變反間工作報告書》明白透露情治單位利用黑道製造混亂的內幕。20 許德輝的反間工作不止收集情報,甚至煽動民心,推波助瀾。如其曾在處委會中大聲疾呼:「如軍警不法開槍時,吾輩已決定玉碎作為犧牲」、「如長官以空言欺瞞吾輩,再發生問題時,全省十餘萬之好漢子,斷然玉碎,以責問長官之食言」、「如渠不幸身死,希望市民作為後盾」等,激起現場民眾情緒高漲,甚至喊出「許先生萬歲」之詞。記者的報導形容是「喊聲滿堂,鼓掌不絕」,「滿堂如沸鼎之樣」。21 當時民報記者吳濁流也報導說:「擾亂並分化民眾,還燒毀外省人的商店, 毆打外省人,造成中央派兵鎮壓的藉口。」22 許德輝利用忠義服務隊為掩護,大肆猖獗、公然打劫、威脅善良、結隊橫行、假公濟私、勒索暗殺,充分顯示情治人員在事件中煽風點火,製造混亂的詭異角色。這也是軍統局「引蛇出洞」的策略,用激進的方式得到大家的信任,然後找出誰是反對政府的人。陳儀和軍統局的頭子已決定要用武力鎮壓,但需要藉口,因此指使劉明和許德輝製造一些事端。

為了催促中央派兵鎮壓,軍統方面也在3月5日誇張地報告:「外省人死傷達萬,亦損失財產無算」及「局勢萬分嚴重」。23 因為外省人立即有補償, 數據相當可靠,楊亮功監察委員的報告說,外省公教人員只死亡33人。對於中國國民黨無情屠殺台灣人,軍統局必須負相當的責任。

陳儀為了在3月9日上午6時的戒嚴及報復性屠殺找藉口,在8日晚間製造了「圓山事件」。位在圓山現場的海軍台北辦事處報告:「8日奉警總部令,為重整台北警備部署,大直明治橋、圓山各據點為第一警備區。明治橋由海軍辦事處派兵佔領封鎖,如遇暴徒襲擊,需匐力死守待援。」柯遠芬在 3月7日的日記稱:他原打算在9日晚進行戒嚴,卻提前在8日晚(乃指9日上午6時)實施, 「而且 一切準備均要在明(8)日完畢,命令一定要先下達,只要信號一到,即照計劃實施。」24 與軍統局人員合作下,柯遠芬竟然預先計劃,把圓山設為第一警備區,只要接到信號,就可依計行事。當晚果真發生「圓山事件」,約有50名學生在那裡被殺害。3月8日晚上10時30分陳儀也下令攻擊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一時之間槍聲大作,與會者或遭捕殺或開槍反擊,場面混亂不已。25 3月9日,柯遠芬就帶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的廣場視察現場。柯遠芬表示,現場的遺體大多是屬於遭國民革命軍擊斃的暴動反抗者。不過楊亮功卻對隨從人員說,死者均是十八、十九歲的中學生,且附近亦無戰鬥跡象。26 台灣民間認為,實際上這是「假戰鬥,真殺人的事件」,製造戒嚴及屠殺的藉口。

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也報導:「于是警察大隊、別働隊于各地嚴密搜索參與事變之徒,即名流碩望、青年學生亦不能倖免,繋獄或逃匿者不勝算。中等以上學生,以曾參與維持治安,皆畏罪逃竄遍山谷,家人問生死、覓屍首,奔走駭汗,啜泣閭巷。陳儀又大舉清鄉,更不免株連誣告或涉嫌而遭鞫訊,被其禍者前後無慮數萬人,台人均躡氣吞聲,唯恐禍之將至。」27 在此證明劉明和陳逸松所領導的別働隊逮捕及迫害台灣菁英和學生。

前述姚虎臣的報告也透露:「並於3月14日,本處曾派周秀奇同志會同該員(指劉明)前往台北縣文山區收繳散失民間武器」。二二八期間學生奪到一些武器,劉明領導學生當然知道那些學生擁有武器,他不只沒有保護學生,反而帶隊去搜索這些武器,也可能抓到一些學生,實在心狠。 當年的慘狀可以參照3月27日中統局局長葉秀峰呈送蔣介石的情報:「陳長官善後處置仍採高壓政策,凡稍涉事變嫌疑者每加毒殺,被害者已有四、五十人,對青年學生妄殺尤多,致使人心惶惑社會益形不安。」28 這些青年學生實在可憐及冤枉,他們依照政府的請求出來幫忙維持治安,結果他們被軍統局出賣,變成被捕殺的對象。

劉明和陳逸松滲透二二八處理委員會

二二八發生後,台灣有識之士立即於1947年3月1日上午10時在中山堂成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會中決議推派代表晉見陳儀,提出由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的請求。經由陳儀的同意,乃於3月2日下午2時在台北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的籌備會,為了向陳儀提出改革的要求。軍統局的陳達元少將原擔任第一任的軍統局台灣站站長,但那時已轉任行政長官公署簡任參事,亦即陳儀的參謀。姚虎臣的報告說明:「頃據陳達元同志電稱:略以該劉明與參政員陳逸松二人於3月4日應邀出助敉亂,經報秉獲陳長官兼總司令核准運用。…無日均與弟密取聯絡,並著日將工作情形彙交弟轉報長官。」軍統局的陳達元得到陳儀的核准,於3月4日「運用」劉明和陳逸松這兩位特務進入處委會進行反間工作。他們天天參加處委會開會,把發生的事情每日向陳達元密報,再由陳達元轉報陳儀。本文末將證明劉、陳兩人的特務身分。

陳逸松是律師,也就參與起草處委會的組織大綱和對政府的要求。3月5日下午2時,處委會決議派陳逸松、王添灯等四人為代表,赴南京向中央政府陳情。同日下午4時,陳逸松主持會議,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及「八項政治根本改革方案」。陳逸松為處委會的常務委員,委員會下設處理局與政務局,陳逸松更兼任政務局長。劉明除了召喚學生參與忠義服務隊外,也加入「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擔任該聯盟財政顧問,激勵青年積極奮鬥,且聲明願意支付所需資金。蔣渭川批評:「處委會被陳逸松、劉明及特權人士一手包辦、把持。」處委會的處理大綱最後在陳逸松家,與王添灯、劉明、陳逢源等人整理成〈三十二條處理大綱〉。29 證明陳逸松和劉明參與製作這三十二條要求。隔天3月7日在混亂中,增加到四十二條,終於完成。其後,國民黨就利用這些處理大綱,誣蔑台灣人意圖叛國及奪取政權,做為軍事鎮壓台灣人的藉口。蔣介石和陳儀可以不接受這些要求,沒有理由展開大屠殺。

3月8日陳儀向蔣介石報告關於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來見他的事情,他特別誇說:「處理委員會內部已起衝突,現正發生分化作用,一俟劉師長廿一師之一團開到台北,即擬著手清除奸匪叛徒,絕不容其遷延坐大 。」在軍統局特務的運作下,果然分化了處理委員會。援軍到達後,3月10日陳儀就把他允許成立的處委會,誣陷為圖謀叛變,並報告蔣介石:「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圖謀叛變,今已令撤銷。」緊接著陳儀就追殺這些參與處委會的人,稱他們為「奸匪叛徒」。

別働隊逮捕及謀害台灣菁英

陳儀3月6日寫給蔣介石的長篇報告說 :「職以為,職到台灣以後,如對於日本時代御用紳士等,徹底剪除, 一面台灣兵力比較雄厚,此次事情不至擴大至此」。3月11日陳儀的電報再次強調:「擬徹底清除奸黨倭奴禍根」。30 「日本時代御用紳士」以及「倭奴禍根」都是指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知識份子,亦即台灣菁英。沒想到陳儀一到台灣就立意要「徹底剪除」台灣菁英,果然導致很多台灣菁英在二二八慘案中被害。陳儀確實是陰險殘酷,是一個殺人魔。

依照國民黨的運作,重要決策會先由黨部和從政黨員開會做決定,要殺害台灣菁英的決定應會如此。中統局1947年3月11日報給蔣介石的情報說明:「台省黨部調統室曾建議警備部,應乘時消滅歹徒,並將名册送去。警備部10日晚起開始行動,肅清市內奸徒。」31 這個情報證明,從3月10日晚起,照省黨部所凖備的名册逮捕及謀殺台灣菁英。「乘時消滅歹徒」證明台灣省黨部以二二八的動亂為藉口,乘機謀殺無辜的台灣菁英。一般來說,名單是單頁,名册是很多頁訂成一本。外省官員剛來台灣,不瞭解台灣的內情,台灣省黨部內的半山們才知道誰是台灣的菁英。吳濁流在《台灣連翹》記載,1973年底曾出任國民黨省黨部指導員的彭德向他透露說:「(二二八)被捕的黑名單上台灣人二百多名,…是從重慶回來的半山幹的,他們是劉啓光、林頂立、游彌堅、連震東、黄朝琴等人。」吳濁流也感慨地說:「只因這份黑名單,悲劇的歷史上演了,美麗的福爾摩沙為此流血。」32 這五位半山就是殺害台灣菁英的始作俑者。

那時屬於訓政時期,以黨領政及以黨領軍。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本來計劃在3月6日飛去南京,要攜帶陳儀的信,向蔣介石當面報告二二八情形及請求派兵來台灣。既然是這種企圖殺害二百多位台灣菁英的重大事情,李翼中可能會在3月6日或之前,親自把台灣省黨部所製作的這本台灣菁英的名册轉交陳儀,要求他執行逮捕,但因6日沒有飛機班次,才改在7日成行。陳儀知道要非法謀殺台灣菁英,不能動用軍警,這就解釋為什麼陳儀會在3月6日要軍統局成立別働隊,預備來執行逮捕及殺害的工作。姚虎臣的報告說明:「該劉明與參政員陳逸松二人於3月4日應邀出助敉亂,經報秉獲陳長官兼總司令核准運用,並於3月6日奉陳兼總司令派為總部別働隊副司令有案。無日均與弟密取聯絡,並著日將工作情形彙交弟轉報長官。迨國軍登陸援救,該員復奉陳兼總司令手令,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軍統局要在台灣抓人,當然要派會說台灣話、熟悉台灣地址及可認清這些要逮捕菁英的特務來領導,劉明和陳逸松最為合適,也就擔任副司令,司令當然由軍統局台灣站長林頂立出任。

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在他的口述紀錄說:「3月9日陳長官宣布全省戒嚴後,陳儀就下令由憲兵張慕陶團長主其事,警總調查室、軍統局台北站協助之,緝捕為首陰謀份子。」、「逮捕人犯係由軍統局林頂立成立特別行動隊及張慕陶憲兵團成立特高組,會商後立即進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和「不過,陳長官將逮捕名單交與張慕陶,囑其不可告知上述單位以外人員,而由陳長官直接向蔣主席負責。」33 這些報告證明陳儀下令逮捕及殺害台灣菁英。

當時擔任警備總部副參謀長的范誦堯更特別指出:「林頂立成立特別行動隊與憲兵成立特高組,全面逮捕人犯。至於槍斃人犯,多由軍統局林頂立負責。」34 憲兵特高組可以提供武力和人員;別働隊內的台灣人特務則負責帶路和辨認被逮者的身分。別働隊參與非法逮捕、拷問及槍斃。林頂立是軍統局台灣站站長指揮整個台灣的特務工作,非常忙碌,他雖擔任別働隊司令負責對外聯繫及重要的策劃,別働隊的實際工作應由副司令、參謀長等來執行。陳達元特別褒獎劉明和陳逸松:「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 足證這兩人領導別働隊非常賣力,達成消滅台灣菁英的任務。

二二八期間基隆外海及港內一直有非常多的浮屍,觸目驚心,慘絕人寰。前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在1980年6月寫信給前總統嚴家淦透露:基隆警察局長調查出,這許多浮屍「是台北憲兵幹的」及「憲兵由台北用貨車運來」。這麼多屍體極可能是台灣菁英被別働隊槍斃後,憲兵第四團的特高組負責滅屍,來掩飾謀殺的罪行。35

警備總司令陳儀從3月10日晚起,開始逮捕台灣菁英;他很謹慎,立即在隔天將已逮捕的名單上報蔣介石。到3月13日逮捕到更多的人,又補送一份較詳細的名單,也加上莫須有的罪名。陳儀在3月13日的信上同時向蔣介石請示:「台灣因非接戰區域,不能援用軍法。普通司法寬大緩慢,不足以懲巨兇,奸黨因得肆無忌憚。」及「司法手續緩慢,而台灣情況特殊,擬請暫時適用軍法,使得嚴懲奸黨分子,以滅亂源。」36 當時蔣介石並沒有回應,顯然留給即將來台灣的白崇禧國防部長處理。

白崇禧於3月17日中午抵達台北,陳儀和柯遠芬為了如何處置這些逮捕的台灣菁英,立即向白部長請示。白崇禧承認,他為了「鎮懾台灣人」,亦即要鎮壓及嚇死台灣人,下令陳儀非法用「軍法自行審理」台灣菁英,那時候軍方的認知就是可以隨意處死犯人。在白崇禧來台灣宣慰兩個多月後的6月16日,參謀總長陳誠就送簽呈給蔣介石,批判白崇禧的作法不對:「該省前次事變情形,似僅合於戒嚴法第十四條之規定,應交由司法機關審判。惟據該部電稱,係遵照本部部長蒞台時所頒,該省在戒嚴期內准予適用戒嚴法第九條之命令辦理。」第十四條的規定為:「國內遇有非常事變,對於某一地域應施行戒嚴時,國民政府得不經立法院之議決,宣告戒嚴。但在戒嚴地域內,不得侵害地方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之職權。」白崇禧表面上來台灣宣慰,說很多謊話,實質上心狠手辣,甘犯大不違,定意違法來處死台灣菁英及要陳儀實施清鄉,白崇禧是台灣最大尾的「白賊七」。37 事實上,很多台灣菁英連軍法審判也沒有,就被「密裁」了。

陳逸松偽裝成台獨託管派

蔣經國跟隨國防部長白崇禧也於1947年3月17日趕來台灣,他來當蔣介石的耳目。蔣經國隔天下午6時30分立即拍發電報給蔣介石:「親美派-林茂生、廖文毅與副領事Kerr(葛超智),請美供給槍枝及Money(金錢),美允Money。Col. Dau來,Kerr調,有關。」及「白奉主席命來宣慰,除C. P.(共產黨)外,概不追究,只是幼稚行為。林-、C. P.  少數。」蔣經國誣控,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教授、廖文毅博士及葛超智副領事向美國政府要求武器和金錢,更說林茂生等人及共產黨是少數,可以追究及消滅。這是爲了指控這些人,而製造的藉口。林教授是一個文人,沒有參加二二八反政府的活動,而二二八時廖文毅根本不在台灣,正好在上海,也就逃過一劫。蔣經國的情報應該來自國民黨的特務。〔見圖338

圖3. 蔣經國於1947年3月18日下午6:30由台北發電報給蔣介石,誣告林茂生等人向美國要槍枝,和共產黨徒一樣,必須消滅。

葛超智在二次大戰前,曾在台北高等學校教英語,是筆者父親王育霖檢察官的英文老師,葛氏那時相當年輕,和學生打成一片。大戰後他回來台灣擔任美國台北領事館副領事,和許多台灣菁英很熟,比如林茂生、廖文毅、林挺生、黃紀男、陳逸松、楊肇嘉、筆者的父親等等。這些人怎能料到他們中間有中國國民黨的特務呢?

黃紀男於二二八慘案前後和葛超智有頻繁接觸,在《老牌台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一書透露:「認識柯爾氏(葛超智)不久,他便告訴我,目前台灣兩派嚮往獨立的人士,一為陳逸松領導的『託管派』,另一則為楊肇嘉領導的『台獨派』。」他也說明:「陳(逸松)亦為柯爾氏朋友,其所倡導的台獨理念,為透過台灣歸美國託管之程序來達成。」39

然而陳逸松在他的回憶錄卻說:「(中華)民族感情和國族認同,好像我一生的海航圖一樣 ,在政治的波濤中指引前進。」以及「我並不認為台獨是台灣最好的選擇 ,所以我從沒參加過任何台獨組織。」40 他更說;「現在台灣獨立已經不是選項。北京控制台灣已不可避免,而我是贊成的。」陳逸松看到中國強盛起來,就唱衰台灣,贊成中國侵佔台灣,後來更投奔中國,擔任中國人大常務委員。這些史料證明陳逸松一向認同大中國,不贊同台獨運動,但為什麼在葛超智面前假裝成激進的台獨託管派呢?

陳逸松乃是一個軍統局的特務,極得陳儀的寵信,裝扮成台獨託管派的領導人,贏得大家的信任,顯然為了竊取情資,因此蔣經國誣陷的情資極可能是由陳逸松提供的。那時筆者的父親在林茂生的民報工作,可能導致林茂生教授和筆者的父親在二二八被謀殺及滅屍。

國民黨大大獎賞劉明和陳逸松

不只陳達元褒獎劉明和陳逸松:「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白崇禧更特別要感謝這兩位本地台灣人在二二八中對國民黨的異常貢獻,在他4月2日離開台灣之前要了他們兩人的簡歷。姚虎臣的報告:「白部長返京之日,陳長官且條派姚副官親到弟寓查取該員簡歷,荐充新任台省府委。」陳儀立即於4 月2 日向蔣介石推薦劉明、林頂立、劉啓光、游彌堅等十二位在即將成立的台灣省政府擔任省府委員,其中在此列名的四位都參與迫害台灣菁英的工作。41 不過劉明可能被其他的人選擠下來,5月新上任的台灣省主席魏道明並未聘任劉明擔任省府委員。劉明仍然於1949 年11 月被任命為台灣省政府石炭調整委員會主任委員。

由於陳逸松東京帝大的學歷以及擔任國民參政員,就被推薦到中央,在1948年7月被任命為全國考試院考試委員,第一屆考試委員全國僅有十一名,而陳逸松是唯一的台灣籍,國民黨確實大大獎賞他。他就到南京上任,據陳逸松說:「台灣第一屆各縣縣長就是從我的手頭選出來的。」42 1949年中央銀行撤退來台灣,國民黨還加碼給陳逸松擔任中央銀行常務董事的重要位子。劉明和陳逸松在二二八對國民黨極有貢獻,因此得到國民黨的特別獎勵。

在白色恐怖中遭遇迫害

命運坎坷的延平學院主要由劉明發起及資助,剛於1946年10月10日開學成立,沒幾個月遇到二二八慘案,政府認為該校私藏武器,就被迫關閉。其校長朱昭陽因曾在日本擔任「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的會長,於1949年9月被警備總部逮捕。在劉明等人奔走營救下,終於在一百日後被釋放。豈料劉明本人三個月後於1950年4 月 1 日也被逮捕。

前保密局組長谷正文回憶當時保密局的一位王姓幹員想佔有劉明的進口轎車,偷寫下字條:「劉傳明嫌疑重大,且有地方勢力,應該好好調查…」放在保密局長桌子,不久劉傳明就被控資助叛徒,被捕刑求。逮捕後,保密局人員令劉明的張姓司機,將兩部進口福特轎車送來。司機後被關半年。43 劉明就任台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主任委員沒多久,委員會的秘書孫裕光和吳坤煌、友人蕭坤裕等向劉明勸募,據調查局副處長李世傑在《大統領廖文毅投降始末》透露,是為辦雜誌,劉明應允捐款。保密局逮捕他們,指控他們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盟員,辦雜誌是要在台灣為共產黨從事統戰活動,劉明不知這些人是「民盟」份子,受到株連。」劉明被控「資匪」罪,遭到二二八時期別働隊所用的酷刑。劉明的友人詩人畫家王白淵也被牽連,罪名是「知情不報」。44

「1950年8月30日,劉明被控以『為叛徒供給金錢』罪名,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局判決徒刑10年、禠奪公權5年、財產除家屬必需之生活費外全部沒收。判決書指控劉明為顏錦華、吳坤煌、蕭坤裕、呂赫若、陳文彬等『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五人小組勸募財務,先後供給顏錦華等舊台幣約3億元,又經蕭坤裕處交給黃金10兩。」45 同案被判刑的有:顏錦華和蕭坤裕15年, 孫裕光和吳坤煌 10年及王白淵 2年, 陳文彬逃去中國沒被判刑。當年凡是牽涉到共產黨就很慘,這麼多人涉案,表示這案件並不是針對劉明,也沒見到劉明否認給錢。劉家一直花錢想辦法營救,關了8年3個月以後,劉明終在1958年7月15日出獄。

二戰前留學日本東洋醫學院和興亞醫學館之畢業生,為取得醫師檢覈資格,據稱賄賂陳逸松考試委員5萬1,000元。保密局及刑警總隊偵辦後,於1953年2月擬以貪污罪移送法辦。由於保密局以「為保全工作人員身分秘密起見,未便出庭作證」及證人翻供,檢察官不予起訴結案,陳逸松也就逃過一劫。陳逸松為了想得到民社黨監察委員的推薦,他就加入民社黨。被國民黨發現,陳逸松同時擁有國民黨和民社黨的黨籍,因此於1954年5月31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除他的國民黨籍。46 這種脚踏兩條船的人,聰明反被聰明誤,國民黨怎會信任他呢?1954年8月考試委員六年任期屆滿,就沒得續任,轉去從商了。陳逸松經商不順,在1961年只得重操舊業,在台北開設財稅法律事務所。

1964年陳逸松又有野心,決定以無黨籍出馬競選台北市長,和國民黨的周百鍊及無黨籍的高玉樹等競選。結果高玉樹當選,陳逸松僅得難堪的3,322票,也使國民黨對他非常生氣,不會對他客氣了。他選舉失敗,經營的工廠也倒閉,雪上加霜,甚至銀行也來查封妻小在台北市寧波西街的房屋。47

1971年2月19日陳逸松被牽涉到美國銀行爆炸案,指其收受來自日本台獨份子餽贈的羊羮禮盒內藏有炸彈原料,而為國民黨逮捕。幸得到外電報導,陳達元暗中助力,以及沒有抓到證據,三天後被釋放。這事件以後,陳逸松在台灣的日子於國民黨特務虎視眈眈之下,已是異常難過。

1972年2月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並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美國大使館訪談好幾位台灣人對此事的看法。3月初美國大使館官員柯逸山(Paul Kovenock)訪陳逸松,陳氏說:「很顯然地共產黨革命已經給一般人民生活帶來改善。中國再度成為強大和自尊的國家,而台灣被美國人遺棄。美國放棄了希望台灣獨立的人。現在台灣獨立已經不是選項。北京控制台灣已不可避免,而我是贊成的。」48 陳逸松看到中國強盛起來,就唱衰台灣,想要投靠中國。陳逸松贊成中國侵佔台灣,確實是一個台奸。

1972年原在日本主張台獨的邱永漢意志不堅,被國民黨用錢策動回台。他是陳逸松的舊識,陳逸松情逼他去關說,讓陳可以出國,終於獲得出境許可。1972年8月陳逸松赴美路過日本時, 就迫不及待地寫了一封信給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周恩來喜歡這位台灣人對中國的尊崇及左傾,就邀請他到中國實地看看。1973年4月陳逸松由美國經過巴黎、巴基斯坦進入中國,到北京與周恩來會晤。由於陳逸松的能言善道,展現對中國共產黨的嚮往和忠誠,深得周恩來的信任,就封陳逸松為代表台灣人民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也可增加對台灣的統戰力道。右派的陳逸松又搖身一變,成為左派了。陳逸松在1974年9月說:「決定在中國大陸留下來擔任人大代表,的確是這兩年流離困頓中的一次重大抉擇。我訣別了過去,將來的道路已很清楚,我的餘生,將代表台灣人民致力於中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這也宣示了我與國民黨政權徹底的決裂,清楚地站在它的對立面。」49 1977年6月26日,陳逸松在美國接受《華盛頓郵報》的專訪,他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傳「和平統一」。50 他擔任兩屆共八年的人大常委,也參與中國法律的修訂工作。1983年3月轉任政治協商會議常委,同年8月離開中國至美國定居,至1993年卸任。

有些人認為, 劉明和陳逸松在白色恐怖中被逼迫,顯然不被國民黨信任,所以不是軍統局的特務,只是被國民黨利用而已。這是不合羅輯的說法,請看以下的分析。

豈可藉白色恐怖的受害漠視二二八的罪行

蔣經國是蔣介石最信任的人,撤退來台灣後,於1950年11月蔣介石把軍統及中統兩大特務體系合併,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並派蔣經國主導該組織。蔣經國竟然批准特務機關得以任意逮捕民眾,並且對囚犯實施酷刑,使得台灣的人權長期遭到侵犯。1954年5月1日蔣經國兼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指揮一切情治特務機構。蔣經國全面監視各階層人員,稍有嫌疑就逮捕、拷問及迫害,不管是否曾對國民黨有貢獻。蔣介石統治下的白色恐怖惡行,主要是蔣經國承辦的,因此蔣經國是「白色恐怖的元凶」。51 請看以下的例子:

1947年2月28日陳儀宣佈臨時戒嚴,也電告蔣介石群眾示威的情況。陳儀的侍衛舒桃那時專責文件收發,於1995年作證說,隔天蔣介石立即回電,命令陳儀「格殺勿論」及「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陳儀於3月9日上午6時宣布戒嚴,乃是依照蔣介石的電令「斷然戒嚴,制止動亂」。蔣介石更於3月8、9日連續兩天召見廿一師師長劉雨卿,親自指導如何鎮壓台灣人。3月9日下午劉雨卿由南京乘專機飛抵台灣,旋即晉見陳儀,轉達蔣介石必須「面詳一切」的交待,很可能是鎮壓的秘密指令。在各方的壓力下,蔣介石表面上接受陳儀的辭呈,實際上卻給陳儀記大功二支及升為浙江省主席。後來陳儀企圖策反湯恩伯投共而被捕。蔣介石不念老同鄉陳儀執行二二八屠殺的大功勞,竟於1950年6月14日命令國防部「准處死刑可也」。

半山劉啓光在二二八時出任新竹縣長,也是軍統局的高階人員。在1947年3月1日陳儀立刻「召集劉啓光、林頂立、陳達元等軍統頭子密議武力鎮壓。」劉啓光和林頂立、游彌堅、連震東、黄朝琴等人在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內共同製作一本台灣菁英的名册,要陳儀消滅他們。1954年劉啟光因為曾與共產黨員交往而被調查,他的自白書說:「『二二八』時我因與陳公洽先生(陳儀)計劃鎮壓事宜,所以給一般人不瞭解而恨我,當時我是一個莫大功勞者。」52 如此效忠國民黨的劉啓光也被調查。可能沒有足够證據, 劉啟光也就沒事,但他一直擔心至死。

半山林頂立於1937年就加入軍統局,在西貢、廈門、汕頭等地為國民黨效力,來台灣擔任軍統局台灣站長。在二二八期間立下汗馬大功,也主領別働隊,消滅台灣菁英。曾與筆者父親王育霖同監的歐陽可亮是外省人,但被釋放。他沉痛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殺人最多的是姚虎臣、彭孟緝和林頂立三人」。53 二二八以後,林頂立轉入新聞界,劉明為林頂立出資辦「全民日報」,也就是「聯合報」的前身。後來他選上省議員,更榮登台灣省議會副議長。不過,林頂立擔任台灣農林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時,在1956年因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被處八年六個月的重刑,國民黨跟本不考慮他對軍統局的重大貢獻。

由這些舉例,我們看出在白色恐怖時期蔣家父子不信任大部分的人,機關、學校、公司等都有人在監視,也不會考慮過去對國民黨有多大的貢獻。只要有情資,一定會嚴厲調查,尤其牽涉到共產黨或台獨,大家避之唯恐不及,不敢幫助。那時候受害的台灣人和外省人約各有一半,大家處在風聲鶴唳的擔心中。

因為劉明和陳逸松主導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運作,況且他們非常有錢,報案的人可以分到很多獎金或財產,所以一直有很多情報指控他們漢奸等罪行。從姚虎臣在1948年7月15日給南京的報告,我們知道台灣的軍統局護衛著他們兩人,並讓陳逸松順利在1948年7月就任第一屆考試委員及1949年擔任中央銀行常務董事,劉明則於1949 年11 月被任命為台灣省政府石炭調整委員會主任委員。

劉明所牽連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是一個涉及共產黨的大案件,被判刑的共有六人,建中校長陳文彬則逃去中國沒被判刑。劉明以那麼多的金錢資助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也沒見到劉明否認,所以這不是編造故事來陷害他,也就在那殘酷的威權統治下被判十年。劉明於1950年4 月 1 日被逮捕時,二二八已過了三年。

陳逸松擔任考試委員時涉嫌收受5萬1,000元的賄絡。保密局及刑警總隊於1953年2月以貪污罪移送法辦。由於保密局以「為保全工作人員身分秘密起見,未便出庭作證」及證人翻供,檢察官不予起訴結案。這是二二八過了六年的事情,陳逸松只是虛驚一場。1971年2月19日陳逸松牽涉到美國銀行爆炸案,指其收受來自日本台獨份子餽贈的羊羮禮盒內藏有炸彈原料,而為國民黨逮捕。所幸沒有抓到證據,三天後被釋放。這更是二二八發生以後廿四年的事了。

劉明和陳逸松確實在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調查,劉明更遭到酷刑及被判重刑。在別働隊三個領導人中,陳逸松最幸運,沒被判刑。他們不被國民黨信任,但那時期國民黨連自己人也不相信。如要用相隔好幾年及不相干的事情,來辯說劉明和陳逸松不是軍統局的特務或別働隊副司令,祗是被國民黨利用的人,那是不合羅輯的。你能够說,陳儀被國民黨迫害,所以沒在二二八下令殺害台灣菁英嗎?劉啓光和林頂立也被迫害,就不是軍統局的高層嗎?劉明和陳逸松是否軍統局的特務,必須用證據來證明。

衆多證據證明劉明和陳逸松是特務

一般人使用「特務」這名詞,並沒有明確的定義,但維基百科給的定義是:「主要指身份保密從事國家指派的特殊任務的地下諜報人員(刺探竊取情報、偵緝、滲透、顛覆、破壞、暗殺活動)」。在此指出七項史實,證明劉明和陳逸松是特務:

  1. 軍統局閩南站長陳達元少將為了拓展台灣的特務組織,就派遣軍統局張士德上校來台灣,要求陳逸松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組織青年。曾任軍統局廈門站長的連謀中將也為了發展組織,集結台北市的流氓和浪人,並於1945年11月1日呈文陳儀成立「義勇糾察總隊」。連謀特派劉明擔任總隊長,軍統局少校黃昭明為副總隊長,經費由劉明的振山實業公司捐助。大戰剛結束,劉明和陳逸松就接受軍統局的指揮,為軍統局工作,他們當然是軍統局的特務了。
  2. 台灣警備總部情報處長姚虎臣在1948年7月15日寫給軍統局南京總部的報告:「並於3月6日奉陳兼總司令派為總部別働隊副司令有案。無日均與弟密取聯絡,並著日將工作情形彙交弟轉報長官;迨國軍登陸援救,該員復奉陳兼總司令手令,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劉明和陳逸松被派為別働隊副司令及軍統局少將陳達元稱讚他們「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都證明劉、陳二人就是軍統局的特務。
  3. 1952年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在他的《帽簷述事》一書批露:「警備總司令部(1947年3月9日)6時宣佈戒嚴,於是軍事佈署略定,特設別働隊林頂立為隊長,劉明、李清波副之,陳逸松為參謀長。」陳逸松詭辯說:「我是文人,從來没做過什麼『參謀長』。我那時候根本不認識李翼中。」54 文人當然可以當別働隊的參謀長,尤其陳逸松是非常精明的律師。陳逸松是國民黨員,在政壇上非常活躍,擔任國民黨直屬三青團台北分團主任、國民參政員等,更很受陳儀的重視。怎能說他不認識同在台北市的省黨部主委呢?顯然陳逸松在說謊。就是他不認識,省黨部主委也會知道他的底細。李翼中出面指證,劉明和陳逸松在軍統局別働隊擔任要職,應該是資深的特務了。
  4. 姚虎臣的報告說:「於3月4日應邀出助敉亂,經報秉獲陳長官兼總司令核准運用,…無日均與弟密取聯絡,並著日將工作情形彙交弟轉報長官。」在此證明軍統局陳達元少將「運用」劉明和陳逸松滲透處委會,進行反間工作,並每天向陳達元密報處委會的情形。陳逸松的自述說:「我在3月10日、11日左右,直接到陳儀那裡談判,我向陳儀說,『我是依照中央政府的命令出來組調解委員會,怎麼你現在又要通缉我?』陳儀當場答應撤銷通緝。」軍統局直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因此陳逸松誇說:「我是依照中央政府的命令」。劉明和陳逸松為軍統局「運用」進入處委會,做滲透、反間及密報的工作,亦即特務了。
  5. 由於很多人懷疑劉明和陳逸松曾在處委會大肆活動,怎會安然無事呢?他們的辯解是躲到林頂立的家避難。「據劉明所稱,3月8日國民政府援軍抵達基隆,他接獲陳達元通知即將大禍臨頭,於是先遣散守衛派出所的青年學生,然後到大稻埕陳逸松法律事務所,帶著陳沿著水門外淡水河岸、徒步走到陳達元住宅。此宅當時已由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居住,而後劉明折返台北家中躲入榻榻米下度過一夜,9日凌晨趕往新店躲藏。」劉明當晚回到自己的家睡,3月14日更帶隊去搜尋武器,並沒有在林頂立的家躲藏,劉明的說法前後互相矛盾。「陳逸松躲藏的林頂立住宅,在淡水河第三號水門外、中興橋頭。…陳逸松則稱事件後他遭通緝,劉明知道後趕來通知他,他才跑去躲起來。3月10日、11日左右直接去找陳儀談判。」55 陳逸松在3月10日、11日大逮捕期間公然去找陳儀談判,並沒有在躲藏。陳、劉二人為什麼要說謊?陳儀剛在3月6日派任他們擔任別働隊副司令,正是可以驕傲的時候,怎需要躲藏呢?大逮捕乃於3月10日晚開始,他們怎麼在3月8日躲避?為什麼在大逮捕之前,這些別働隊要員聚集在一起?由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他們很可能掩飾這樣的實情:3月8日陳達元少將命令劉明和陳逸松兩位別働隊副司令趕快到司令林頂立的家開會,因為要規劃逮捕台灣菁英的工作。為了怕走漏風聲,3月10日晚間開始的大逮捕要快速分頭並進,人員必須召集好及逮捕的對象也必須分配清楚。二二八大逮捕時,軍統局的陳達元及林頂立都非常忙碌,而劉明和陳逸松則自己承認,他們當時和林頂立密切聚集在一起,足證他們都是軍統局的特務。
  6. 從姚虎臣的報告,陳達元誇獎:「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報告也說:「白部長返京之日,陳長官且傳派魏副官親到弟寓查取該員簡歷,荐充新任台省府委。」白崇禧國防部長是二二八期間在台灣最高的軍事長官,他知道劉明和陳逸松這兩位本地台灣人在二二八中大大幫助國民黨,因此立即要特別獎賞他們。果真陳儀在白崇禧返京之日(4月2日)呈報蔣介石,推薦劉明在即將成立的台灣省政府擔任省府委員。由於陳逸松東大的學歷和擔任國民參政員,就被推薦到中央。1948年7月他被任命為全國考試院考試委員,第一屆考試委員全國僅有十一名,而陳逸松是唯一的台灣籍。1949年中央銀行撤退來台灣,國民黨還加碼給陳逸松擔任央行常務董事。陳儀宣布處委會「圖謀叛變」,很多參與處委會的人在二二八遭受逮捕及殺害,而劉、陳二人曾在處委會非常活躍,並沒有被逮捕,反而被大大獎賞,足證他們是安排在處委會的特務。
  7. 台大陳翠蓮教授在《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一文指證說:(1)「陳逸松與劉明為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新出土的檔案卻證實,他們與軍統特務機關密切合作」。(2)「戰後初期,陳逸松因此成為軍統在台展開接收準備與特務部署的起點」。(3)「簡而言之,陳逸松與劉明在戰後之初,即被吸收進入軍統系」。(4)「陳逸松在日本戰敗不久、國民政府軍政人員尚未正式接收台灣之前,即被軍統局吸收、組織三青團」。56劉明和陳逸松被吸收進入軍統局,為軍統局工作,當然是「特務」。

以上每一項的舉證都足以證實劉明和陳逸松二人是軍統局的特務,也就不能否認他們擔任別働隊副司令及參與別働隊的工作。

結論

國民黨黨軍在1947年3月8日夜晚大舉登陸,立即展開無差別及殘酷的屠殺。別働隊和特高組也從3月10日晚開始逮捕衆多台灣菁英,大部分更被謀殺及滅屍。上海文匯報在3月23日刊載〈台灣的動亂〉見證說:「 9號、10號兩天便一變而為本省民眾的恐怖世界了。當局大肆捕人,大捉那些領導者。 有些軍隊在上海開發時,是聽到了台灣的外省人已被殺死多少,甚或是殺完了這些消息的,因此更鼔足『殺心』來放槍,很有點『格殺勿論』,征服異邦的神氣。 因此善良的本省老百姓,自然有很多無辜遭害的。」57

劉明和陳逸松在別働隊非常賣力,達成任務,因之軍統局陳達元少將誇獎他們「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白崇禧國防部長也要他們的簡歷以資獎勵。果真陳儀立即在白部長飛離台灣那天1947年4月2日,呈文蔣介石推薦劉明當台灣省政府委員而陳逸松在隔年就被任命為考試委員,國民黨大大獎賞他們。

大家會問,怎可能一個本土台灣人會加害台灣菁英呢?甚至認識的人呢?這要由他們的意識形態去瞭解。

劉明留學日本時就加入中國國民黨,甚至保護中國的軍閥蔣介石。劉明的小兒子劉榮凱到日本留學,接觸到二二八等台灣歷史,回國就參與黨外的政治活動。他說:「我老爸過去的思維是中國的,我想和他在一起的那群人,也有關係。…他們都很尊敬他。他們都是統派思想」、「看他從來一個『咱都是中國人』,後來才進入狀況,徹底認為『自己是台灣人』」。58 劉明在二二八時完全支持在南京的國民黨政府,但出獄以後轉為統派,支持中國共產黨。後因劉榮凱的勸導,以及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天安門事件顯露出中共政權的殘酷,父子才逐漸有共識,告訴過子女他反對中共統治台灣。1986年國代選舉,他以八十五歲高齡,登記為民進黨蕭裕珍的助選員,上台助講。隔年,他聲援蔡有全、許曹德的台獨案,但不慎跌傷,從此臥病在家,甚少出門。1992年,他接受訪問時,表示他「不甘願」死,要看國民黨政府倒。足見劉明一直是「大中國統派」,直到八十多歲才醒悟,轉而積極參與黨外活動。

陳逸松的自述:「(中華)民族感情和國族認同,像我一生的航海圖,在政治的波濤中指引前進」,也說:「很顯然地共產黨革命已經給一般人民生活帶來改善。中國再度成為強大和自尊的國家,而台灣被美國人遺棄。美國放棄了希望台灣獨立的人。現在台灣獨立已經不是選項。北京控制台灣已不可避免,而我是贊成的」。陳逸松在1974年9月說:「我訣別了過去,將來的道路已很清楚,我的餘生,將代表台灣人民致力於中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這也宣示了我與國民黨政權徹底的決裂,清楚地站在它的對立面」。1977年6月26日,陳逸松在美國接受《華盛頓郵報》的專訪,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傳「和平統一」。很清楚地看出,陳逸松一生都是「大中國統派」的思維。

筆者以「大中國統派」來描述這群人,他們在二二八時期完全支持在中國南京的國民黨獨裁政權,等中共強大以後轉而支持在中國北京的共產黨獨裁政權,他們就是要支持中國的強大政府。這就解釋,何以很多在台灣過去國民黨的忠貞分子變成「統派」了。今天有些統派的人非常氣憤台派的人,欲去之而後快。劉明和陳逸松就是這樣的人,會嚴厲對待不滿政府的台灣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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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何漢文作〈台灣二二八事件見聞記〉,收錄於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頁239, 台灣出版社1988年11月出版。 ↩︎
  2. 黃自進作〈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從合作反共到兵戎相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08年12月第30期、頁169。 ↩︎
  3. 陳銘城作〈「台灣百合」被構陷入罪的礦業鉅子-劉明〉,刊於《台灣日報》2004年11月6日。 ↩︎
  4. 劉心心作《訴說劉明》,第二章〈我家e終戰〉,收錄於 www.liumin.info↩︎
  5. 王克雄作〈陳逸松的兩面性〉,發表於風傳媒王克雄觀點2022年5月8日,也刊於《化悲憤為力 量:一個二二八遺屬的奮鬥》,頁278,麗文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
  6. 陳翠蓮作《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63。 ↩︎
  7. 陳翠蓮作《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頁134,衛城2017年 出版。 ↩︎
  8. 陳翠蓮作《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頁138,衛城2017年 出版。 ↩︎
  9. 陳翠蓮作《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44。 ↩︎
  10. 王克雄作〈陳儀的真實面目〉,發表於風傳媒觀點投書2022年12月11日,也刊於《化悲憤為力 量:一個二二八遺屬的奮鬥》,頁230、246,麗文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
  11. 陳翠蓮作《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47。 ↩︎
  12. 黃惠君作《228消失的政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1945-1947)》,頁220,台北二二八紀念館2021年10月出版。 ↩︎
  13. 陳翠蓮作《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56。 ↩︎
  14. 李翼中作〈帽簷述事〉,收錄於《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38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及於1992年5月發行。 ↩︎
  15. 莊嘉農(蘇新)作《憤怒的台灣》,頁125,時報文化1993年出版。 ↩︎
  16. 張炎憲等著《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頁311, 由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於2006年2月發行。 ↩︎
  17. 李翼中著《帽簷述事》,收錄於《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37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及於1992年5月發行。 ↩︎
  18. 陳儀深、薛化元主編《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上)》,頁594,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21年5月出版。 ↩︎
  19. 陳翠蓮作《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52。 ↩︎
  20. 陳翠蓮作《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時報出版社1900年1月出版。 ↩︎
  21. 林得龍輯註《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自立晚報1992年,頁3-4、5-6。 ↩︎
  22. 吳濁流作《台灣連翹》,頁187,草根出版1995年7月 出版。 ↩︎
  23. 〈宋壎殼等上毛人鳳電報告3月5日台灣各地暴徒活動情形〉,收於侯坤宏、許進發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一)》,頁63。 ↩︎
  24. 陳儀深等作《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頁328,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21年5月出版。 ↩︎
  25. 張炎憲等作《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頁66,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年出版。 ↩︎
  26. 陳儀深等作《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頁329,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21年5月出版。 ↩︎
  27. 李翼中作《帽簷述事》,收錄於《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38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及於1992年5月發行。 ↩︎
  28. 王克雄作〈陳儀的真實面目〉,發表於風傳媒觀點投書2022年12月11日,也刊於《化悲憤為力量:一個二二八遺屬的奮鬥》,頁253,麗文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
  29. 李翼中作《帽簷述事》,收錄於《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38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及於1992年5月發行。 ↩︎
  3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77、144。 ↩︎
  3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146。 ↩︎
  32. 吳濁流作《台灣連翹》,頁193,草根出版,1995年7月重印 。 ↩︎
  33. 李宣鋒訪問〈柯遠芬先生口述紀錄〉,收錄於魏永竹、李宣鋒主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頁133,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出版。 ↩︎
  34. 鄭履中訪問「警總副參謀長范誦堯珍貴口述」,收錄於魏永竹、李宣鋒主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出版。 ↩︎
  35. 「史宏熹致嚴家淦信」1980年6月,收錄於《嚴家淦總統文物》。 ↩︎
  3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166。 ↩︎
  37. 王克雄作〈白崇禧在二二八的兩面手法〉,發表於風傳媒王克雄觀點20221年12月26日,也刊於《化悲憤為力量:一個二二八遺屬的奮鬥》,頁271,麗文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
  38. 王克雄作〈蔣經國誣告林茂生向美國要槍枝〉,發表於風傳媒王克雄觀點2022年4月3日,也刊於《化悲憤為力量:一個二二八遺屬的奮鬥》,頁224,麗文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
  39. 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老牌台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139,獨家出版社1991年。 ↩︎
  40. 曾建民紀錄「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第21章第2節、第10章第3節,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出版。 ↩︎
  4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247。 ↩︎
  42. 陳逸松口述,陳柔縉記錄〈往事雜憶〉,在TaiwanUS.net的評論網搜尋陳逸松。 ↩︎
  43. 陳銘城作〈台灣百合:被構陷入罪的礦業巨子-劉明〉,刊於《台灣日報》2004年11月6日。 ↩︎
  44. 謝聰敏作〈在白色恐怖中算帳-劉明〉,收錄於《大國霸權or 小國人權:二二八事件61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册》,頁891,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9年出版。 ↩︎
  45. 陳翠蓮作《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61。 ↩︎
  46. 〈陳逸松調查報告〉收錄於《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編號40815。 ↩︎
  47. 陳翠蓮作《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69。 ↩︎
  48. 陳翠蓮作《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70。 ↩︎
  49. 曾建民紀錄「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第12章第2節,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出版。 ↩︎
  50. 陳翠蓮作《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71。 ↩︎
  51. 王克雄作〈蔣經國誣告林茂生向美國要槍枝〉,發表於風傳媒王克雄觀點2022年4月3日,也刊於《化悲憤為力量:一個二二八遺屬的奮鬥》,頁224,麗文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
  52. 《國防部情報局:劉啓光約談筆錄及書面報告》,1954年。 ↩︎
  53. 歐陽可亮作,張志銘譯〈二二八大屠殺的證言3:姚虎臣的鴻門宴〉,刊於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網站 WUFI.org.tw↩︎
  54. 陳逸松口述,陳柔縉記錄〈往事雜憶〉,在 TaiwanUS.net 的評論網搜尋陳逸松。 ↩︎
  55. 陳翠蓮作《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52。 ↩︎
  56. 陳翠蓮作《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37、144、147、172。 ↩︎
  57. 〈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頁286,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21年5月發行。 ↩︎
  58. 顏思妤記錄「劉榮凱先生訪談紀錄(受難者家屬)」,收錄於國家人權博物館網站,口述歷史訪談紀錄。 ↩︎